吴明瑜先生《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出版后，在科技政策领域引起极大反响。吴明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是中国科技领域若干重大改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三思派特摘录其中两节，以飨读者。
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现在讲讲科学学的情况。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譬如如何正确制定科技规划，怎样选择重点科技发展领域；如何提高科学决策和科研管理水平；如何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比如钱学森、钱三强、李昌、裴丽生等等，提出应该建立一门学科，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在他们的关心和倡导下，涌现出了一批热心于此项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包括科技管理干部、科技人员、大学教师等，比如北京的赵红州、陈益升、李秀果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和举办讲座，来宣传这门新兴的学科。
这门新兴学科应该叫什么呢？当时国际上有人把相关的研究领域叫ScincofScinc，所以赵红州他们就主张直译过来“科学的科学”这个词。但是大家觉得“科学的科学”在中国不容易通行，人家不容易理解，不如用“科学学”。发展科学事业，也有一个管理问题。研究教育管理问题就叫“教育学”；研究经济管理问题、发展规律的学科叫“经济学”；那么研究科学管理问题的呢，就是科学的学，应该叫做“科学学”。“科学学”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当时的苏联就称这门学问为ScincofScinc。当时关于苏联科学学研究的情况，都是驻苏联大使馆科技参赞处的官员韩秉成介绍来的，“科学学”这个词也是他提议的。
当时引起我们重视的，倒不是刚才提到的北京的一些同志写的文章，而是上海的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和张念椿他们几位的文章，我开玩笑说他们是上海的“四条汉子”。主要是夏禹龙带头，文章写得多、演讲多的是刘吉和冯之浚，年他们成立了上海科学学研究所。
科学学研究会是年6月25日在九华山会议上成立的，第一任理事长是钱三强，我是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科学学刚出现那几年，争论是很大的，但因为钱三强很支持，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讨论研究会名称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致。后来我说，是不是求一个最大公约数，能够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这样，我们建议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而科技政策是科学学最为重要的应用。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政策就是管理，管理就靠政策。科学学放在前面，理论化程度高一点，要使大家自觉程度更提高一点。制定政策也要能上升到理论角度来研究问题。所以建议叫“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后来这个建议得到大家支持就通过了。另外，加上“科技政策”这四个字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有了四个字以后，这个研究会就能很自然地得到各省市科委的积极支持。因为各省市都有政策研究室，都有搞政策研究的人。那么这个研究会对于他们就好像是进娘家一样的，他们就会愿意参加研究会的活动。
年召开合肥会议之前，田夫来找过我，除了谈这个会之外，还推荐了李铁映。他说李铁映想见见我，也想参加科学学的活动。我说那好哇。那个时候他在沈阳，是四机部在沈阳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还没有当沈阳市副市长。李铁映到北京，我们在我办公室里见了面。后来我们就推荐李铁映参加科学学研究会。年科学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李铁映是副理事长。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刻体会到科学的管理是有它自己的规律性。以往我们搞科技政策研究的人，也讲科学管理工作要符合自然科学发展规律，但究竟是些什么规律，也没有把它概括起来。早年龚育之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他写过一本《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把党对科学管理工作的一些政策问题上升到理论程度加以分析。所以年钱三强同志去世后，就选了龚育之当理事长。
科学学的贡献科学学研究，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呢？天津的一个报纸上曾经登过我的一篇访谈。我谈了基本看法，认为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
比如，我们最早从海外引进了工业园区的概念。
我在国家科委的时候提出应该研究一下美国波士顿号公路周围工业区兴起的经验。号公路周围主要是二战期间以及之后的冷战时期依靠军工发展起来的。再一个是旧金山的湾区。因为当地的企业多数是与由高纯度的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有关，所以又被称为“硅谷”。直到现在，硅谷始终长盛不衰。我记得年的春天，大概是3、4月份，北京市请我在红塔礼堂做过一次讲演，讲新技术革命。北京市的区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我当时已经在好几个省市做过报告了。我在会上就跟他们说，海淀区的年度工作报告上讲重点是农业生产，虽然农业很重要，但是就海淀区来讲，不应该把农业作为重点。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平方公里以内，集中了十万科技人员，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所以海淀区要研究一下中关村地区科学技术怎么发展，新兴产业有什么潜力。我讲了国际上发展工业园区的经验，在当时反响很大。
最早从事科学学研究和宣传活动的活跃分子，或者说发起者们，都是很有头脑的。譬如张碧晖同志，就是点子非常多的一个人，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叫他“小诸葛”。张碧晖就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国际工业园区学术会议的人，他是国际工业园区联络委员会成员。
再譬如，搞科学学的人，首先提出要重视“创新”这个概念。后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立专项支持对“创新”的研究，并以国家科委贾蔚文等几位为主力研究这个项目。
还有，像研究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都是以科学学研究作为理论背景，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
再比如，把汽车和住宅引进消费品工业的政策。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汽车不进入家庭，城市住宅也不是私人所有，消费品发展都是低层次的。当时就研究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未来20年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当时美国的汽车年产量万辆，我们哪一天能够达到呢？我们现在的年产量是一千六七百万辆，远远比那个时候的想象快多了。
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把科学学理论与科技、经济结合起来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引领潮流的核心概念。可以说，几乎我们科技界每一步重大改革措施，都得到了科学学界理论上的支持。
我以前一直说，科学学能不能存活下来，关键问题是它能不能占领高等学校的舞台。只有搞政策研究的人支持它不够，要不断培养新的人才来占领这个舞台。80年代中期，涌现出一批非常活跃的人物，比如天津大学的关西普，上海铁道学院的冯之浚、张念椿，华中科技大学的张碧晖，大连工学院的刘则渊，等等，他们为科学学进入高校的课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吴明瑜（—）出生于江苏苏州。年就读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先后在福建省财政厅、国务院地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科研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研究和经济研究，编辑和著作有《科研管理工作手册》《中国和变化中世界的科技战略》《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九十年代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等。以主持研究制定年代国家十二项重大技术政策的成果“《中国技术政策》蓝皮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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