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解释为什么隐藏在零工体制下的时间控制被不断揭露的同时，青年群体却依然对此趋之若鹜。通过整理社会时间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工作情景-时间体验”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通过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工厂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零工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使劳动者更容易产生“劳动自由”的认知，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作情景流变和时间分配权力的部分让渡共同构建了一个弹性时间空间，有助于零工体制下散漫时间观的生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零工体制通过“制造社交”赋予了劳动及劳动时间新的社交意义;二是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间段，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支配权和选择权，使其产生了一种“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的时间觉知;三是劳动过程中工作情景的内外交替为劳动者提供了“喘息”机会。
关键词:青年群体;“奔赴零工”;工作情景;时间体验;劳动自由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正在重构着中国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和劳动实践。随着近年来以外卖、网约车、直播为代表的平台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青年劳动者“奔赴零工”的择业景观。《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出，年平台员工数为万，比上年增长1.3%[1]。美团发布的《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有单骑手数达到.2万人，相比年上半年增加41.5万人，同比增长16.4%[2]，且在美团外卖发布的青年骑手数据中，近四成的外卖员是“95后”青年[3]。从现实的经验考察来看，当前的青年群体在职业选择上相较于传统的工厂体制更倾向于零工体制，究其原因则是劳动者认为零工体制更加自由。
但以“自由”标榜的平台经济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李胜蓝和江立华认为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并没有获得所谓的“劳动自由”，在围绕行业特性而形成的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模式下，劳动者陷入了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时间控制中，零工体制下的“自由”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幻象[4]。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更是掀开了算法操控下骑手的困境与绝望。由于超视距的监控和严密无缝的数据收集，算法系统则可以不断根据新数据规划新路线、预计新的送达时间，不断压缩劳动者的送餐时间[5]，实现了对劳动者工作时间的高控制[6]。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也逐渐发现了隐藏其后的时间控制，并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时间博弈”。
不过，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即使隐藏在零工体制下的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劳动时间控制被不断地揭露出来，青年劳动者依然对此趋之若鹜，呈现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的择业现象。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为什么众多研究已经指出现阶段零工体制下“自由”的虚假，劳动者也深深感受到了隐藏在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和“不自由”，而青年劳动大军却依然对零工工作趋之若鹜呢?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讨论影响劳动自由的关键要素—时间机制的问题，正如亚当所坚持的必须改变社会科学所持有的对自然的传统假定，让时间成为社会理论的再度出发点[7]。目前，学界对于“时间如何影响劳动自由”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资方借用“时间”工具进行的科学管理[8]、劳资双方对时间的支配权[9]和工作时间长短[10]等方面。不少学者意识到，时间会从情感、行为和制度等层面影响人与社会，特别是在劳动规训体系中“时间”更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既往研究中，时间维度是我们理解当下不同劳动体制下工作规训的重要面向。这些研究虽然看到了时间在劳动体制下的不同作用和时间因素的外在解释，却忽略了个体对时间感知的细致解释和不同工作情景与时间机制的相互作用。
鉴于青年劳动大军奔赴零工体制的现况和相关研究现状，笔者选择了同时具有工厂和零工两种不同工作经历的19名“00后”青年劳动者为主要调研对象。在方法层面，注重将劳动者带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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