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比喻,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家尼尔·波兹曼很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塞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当所有人都在为20世纪技术这匹骏马的日行千里欢呼不已时,只有波兹曼在深刻而忧虑地注视着技术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不可逆质变。
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年)、《娱乐至死》(年)、《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年),主题一以贯之,即反思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在中国,大多数人最熟悉的恐怕是那部标题直白的《娱乐至死》,但也许《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才是波兹曼思想的集大成作,因为波兹曼在书中揭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技术是怎样从人类豢养的宠物,一步步壮大,眼看就要成为我们的主人了。
技术在进步,人类在退化?
该书的中文书名“技术垄断”,其实是个有点误导人的翻译,很多人看到这个词本能地会以为这是本写某些国家、团体或个人对技术进行垄断,造成技术不平衡的书。但事实上,我们通常所熟悉的这种“技术垄断”在英文中被叫做“technicalmonopoly”；而该书的主题“技术垄断”(technopoly),则是波兹曼自己用技术的前缀tech和垄断的后缀nopoly硬生生拼凑出来的新词。波兹曼借助这个新词所想表达的意思不是某些人对技术的垄断,而是技术对人类文化、思想全方位的垄断。
技术反过来能垄断人类?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为了说服读者,波兹曼在文章开篇就引述柏拉图《斐德罗篇》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上埃及法老塔姆斯与发明家特乌斯讨论发明的意义何在。特乌斯一一道来,有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还有文字。在谈到文字时,发明家大赞文字“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技艺”。而法老却频频摇头,他说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一个人一旦识文断字,就不会再强迫自己记东西,因此健忘从一种不可饶恕的弊病变成了可以容忍的缺点。文字可以帮助回忆,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担保书。文字其实帮助了人类记忆的退化。
粗看起来,这段对话中法老的观点近乎诡辩,但细想一下其实不无道理。在以文字为起点开启的整个文明史上,技术的一次进步几乎都意味着人类可以卸下一部分重担——文字的出现让人们不需要有那么好的记性了,马车的发明让人们不再需要有那么好的耐力,磨坊的出现让人类开始挑食……这当然都是好事,但这种重担的不断转嫁,是否同时也会戕害人的健康与修养呢?
对于健康的问题,讨论似乎已经很多,被各种先进技术惯得富贵病缠身的现代人,显然没有我们那些皮实的祖先四肢发达,但技术革新带来的人自身修养的退化却往往被忽视。而这种变化其实如波兹曼所言,恐怕是更为剧烈而深刻的:不知你发现没有,仅仅在十年以前,与朋友聊天时,如果你能扮演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每一种别人不熟悉的事物原理都娓娓道来,还能获得友人的钦佩。但这种待遇现如今不存在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聊天中随时拿出手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物“百度一下”。而这种巨变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百科全书式学者不再受尊重,很多人不再读书获知那些“没用的知识”了,而越来越多的聊天变为了无聊的拉家常。如此看来,法老那个“文字让人健忘”的诅咒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还真是愈演愈烈了。
技术怎样取代文化
事实上,在《技术垄断》一书的第一章,波兹曼对技术进行批判的思路依然与《娱乐至死》类似,即技术革新会对人类文化产生致命的冲击。但也正是在这一阐释过程中,波兹曼指出,技术并非人类文明的附属品,它有自己的“生命”、诉求和生长曲线,在之后的几章中,波兹曼开始梳理技术怎样一步步取代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宰。
在波兹曼看来,人类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
从远古时代至17世纪,工具使用阶段的技术还如同人类豢养的一只小猫,其用途不外乎有二: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急的问题,如犁头、水力风车等；二是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服务,如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等。
在这个阶段,技术保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工具的本分。人类的文化不仅指引了工具的发明,甚至限制工具的用途。有武士刀,就有限制武士刀的武士道；有马镫和板甲等骑士装备,就有限制骑士的骑士精神；有毛笔和宣纸,就有规整知识分子素养的儒家文化。使用武士刀的武士、骑马作战的骑士、执笔写作的儒生,都需要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如何使用他们掌握的技术。在这一阶段,文化限制了技术的破坏力。
但从18世纪之后,人类进入了技术统治文化的时代,波兹曼认为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时钟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后来成为人们商务生活、产业活动的工具,精神需要让渡给了物质利益；印刷机威胁口头传统的认识论,开启了信息时代,营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而望远镜则打碎了人们对世界的固有认知,若干神学观念被颠覆。在波兹曼看来,这些都是技术开始尝试对文化所进行的“侵攻”。而进入18世纪之后,技术的日渐兴旺,文化渐渐从过去统御技术的主人变为其从属,甚至不时受到技术的羞辱。但文化依然有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正如波兹曼所言:“19世纪的美国还有虔诚的教徒,还有原罪的观念。人们仍然以家乡为荣,还能够顺应家庭生活的传统观念。对传统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们还可以在仪式和神话里生活。人们还可以相信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的实用性,相信常识和长者的智慧。这样的传统不容易传承,但还能维持。”人类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对客观世界认知中屈从于技术,但其世界观仍是基于文化的。
但最终,波兹曼无奈地指出,自20世纪初起,技术垄断文化的时代还是到来了,这一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是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问世,科学管理系统被宣布可以解决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科学管理系统面前,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这一系统,至今仍在沿用、改进,成为各大企业争相学习的对象,并最终随着工业化的全球普及深入了每个人的生活。
波兹曼认为,在技术垄断文化的时代,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甚至生死这样终极的哲学思考也可以被替代——死亡可以靠医学进步带来的延年益寿来推迟,甚至在不远的未来也许还可以用人体冬眠技术来求得终极的解决办法。
假如技术夺取全面胜利
技术开始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而人类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必须臣服于技术之下。技术从如一头猛狮,如今披上了神的外衣,而这个技术神统治的时代究竟通向何方呢?波兹曼给出了自己的预言。
在波兹曼看来,技术垄断文化带来的最大隐患,莫过于将人类拉向唯科学主义的泥潭。世界原本是感性而丰富多彩的,但在被技术垄断一切的未来,人类眼中的世界很可能仅仅是一堆数字的堆砌,因为当今人类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苗头——将所有的事物都用基于科学的数字去衡量。
波兹曼说,《圣经》中那句“除我以外,你们不能有别的神”更像是出自科学技术之口。人的智商、长相,人的一切都可以列出科学数据加以分析。一对夫妻想要什么配置的孩子,都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技术实现。无论伽利略还是莎士比亚都不理解一个人智商是什么意思,也不理解一个孩子跟妈妈说自己物理考了60分意味着什么,这在他们看起来是胡言乱语。智力测试、评分系统等技术的采纳,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偏向。一个智商的人所受的评价就不如的,一个物理考了60分的孩子和考了分的孩子,会从他们的老师眼中看到完全不同的神情。
甚至,波兹曼还预言,技术有一天将有权利在道德领域说话。想象有这么一天,家家户户都入住一个智能机器人,每天不管是谁,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机器人的全面检查。他会告诉你血糖多少、面容和谐度多少、情绪稳定度多少、道德指数是多少……每一项都有科学数据和严谨分析。吃饭、睡觉等一切事情都由智能机器人进行科学管理。人被机器人全方位控制,必须“正确”“科学”地活着。智能机器人甚至会根据你的数据,告诉你每个月应该给父母打多长时间电话,甚至为你牵线搭桥,找一个属性匹配的配偶……这样的生活可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但到那时,人无疑将泯灭了我们引以为傲的人性。技术夺取全面胜利,人成了冷冰冰的机器人。除了信仰技术,人不可能有别的信仰。这样的生活虽然满足,但又有什么趣味?
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这样的未来?对于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波兹曼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由学校培养有教养的“爱心斗士”。波兹曼所谓的教养,指的是熟悉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虽然不抱太大期望,但他仍认为学校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他描绘出这样一幅蓝图——所有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讲解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让受教育者能够完整地、不唯科学论地去认识这个世界……
老实说,对于这个答案是否靠谱,恐怕波兹曼本人也没谱——若非如此,他不会只用最后一章就仓促结束了这个“药方”。虽然“药方”未必有效,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的预见却堪称卓绝,他对技术垄断时代的很多预测在今天看来堪称“神预言”。被迫或是自愿,我们无疑正在这位学者当初所预见的道路上前行着,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倾听一下他数十年前的疾呼,对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不无裨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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