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现代管理学流行的观念，彼得·德鲁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写文探讨过了。任何管理思想家的名单，都应把他放在首位……
——查尔斯·汉迪：《大师论大师》
年，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ThePracticeofManagement），开启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南京大学商学院赵曙明教授认为：“现代大部分流行的管理思想和实践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根源。粗略列举一下，就可以包括：目标管理、参与管理、知识员工管理、客户导向的营销、业绩考核、职业生涯管理、事业部制分权管理、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等。”的确，彼得·德鲁克对管理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虽然德鲁克声名日隆，但在现代管理的发展史上，对德鲁克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崇拜者将其视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认为不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就谈不上现代管理。排斥者则把德鲁克看作一名记者，认为德鲁克从事管理研究“离经叛道”（米塞斯语），难登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对德鲁克评价上的这种差别，使人不禁想起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挥斥方遒，一支笔搅动了维新变法的阵阵浪潮，推崇者把梁启超当作时代领袖和学界楷模，然而不屑者则认为梁启超不过是谙熟新闻记者笔法，学问远不如乾嘉朴学厚实凝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相差一个世纪，远隔两个半球，治学领域如此不同，但所遇到的褒贬路数却极为相似。看来，在学术和思想上选择不同取向的名家，注定要遭受这种叩问。
对于德鲁克的评价，当今管理哲学翘楚查尔斯·汉迪的观点可以作为一个注脚。汉迪尽管对大师（guru）一词颇有微辞，不屑于大师的头衔，但他还是指出了大师与学者的不同。汉迪半揶揄半赞扬地解释大师道：“他们担任诠释的角色，将有效的观念与方法传播出去。他们是管理学的蜜蜂，在全球各国嗡嗡地飞来飞去，写书、演讲、担任顾问。奇怪的是，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很少选用他们写的书籍当作教材。这是因为大师的著作是写给忙人看的，而不是为勤奋的学生写的。大师的演说必须引人入胜，具有激励人心的效果。他们的观念必须容易记住，让听众与读者当下便觉得与自身相关，甚至给人们赚回票价的成就感。世界变得越快，这些‘蜜蜂’就越重要。大师带着观念，从一地飞到另一地，足迹所至，管理观念的整理与修改也随时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德鲁克的两种评价，实质是一件事物的正反两面。褒扬者是因为德鲁克注重管理的经验和实践，排斥者是因为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过于零散和经验化而难以归纳为逻辑严密的条条框框。
揶揄也好，赞扬也好，汉迪认为，“其实管理学的观念大多只算常识，关键在于能否在这些观念变得寻常之前，抢先一步领会它们的真意。它们提供竞争优势，世界就是靠着这股力量往前迈进。这也是大师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正是在引领世界前进和变化的意义上，汉迪把德鲁克列为管理大师中的第一人。正因为如此，学院里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读德鲁克的书往往懵懵懂懂，不得要领；而多年实战磨炼过的经理，在德鲁克的字里行间往往能看到思想火花，触类旁通。在这一意义上，韦伯、西蒙的书要看逻辑，而德鲁克、汉迪的书要靠感悟。
在对社会发展趋势走向的判断上，当欧亚大陆上硝烟弥漫，奥地利学派同凯恩斯学派正纠缠于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时，德鲁克已经预见到了旧社会的逝去，新社会的到来，所以，他呼吁要面向未来，解决新社会面临的问题（如何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要总想着回到“战前的美好时光”。当国家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一趋势背后的隐患，率先提出了“重新私有化”的主张。当西方国家的劳资冲突正在升级、工会同管理层互不相让的时候，他却见微知著，看到了“知识工作者”作为新社会中间阶级的崛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关乎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20世纪60～70年代乃至以后，恶意并购风行商界，投资基金、企业高管津津乐道于短期效应的时候，他却早在此前二十年就洞察到了其背后的合法性危机，并呼吁企业的新“所有者”担负起自身的责任。20世纪80～90年代，当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多数人正在争论其影响的时候，德鲁克认识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呼吁管理者运用信息技术，及时变革组织，迎接挑战。
在管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上，德鲁克以其浓厚的人文和实践色彩，致力于矫正现代管理学过于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
一般说来，在泰罗和法约尔之前，只存在管理，不存在管理学。泰罗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基本上实现了管理由经验向科学的转化，法约尔的体系化归纳，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管理学正式诞生。科学管理运动之后，经过巴纳德和西蒙的深入研究，管理学的科学化、理论化倾向愈加明显。各大高校纷纷成立商学院，管理学俨然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专家，纷纷用相关的学科理论添加着管理学的学术色彩，管理的经验却因此而被覆盖在理论盔甲之下而变成看不见的底色。在理论上，不同管理学派自说自话，学术共同体出现语义纠纷，诞生了“管理理论的丛林”。在实践上，经理们在学术刊物中只能看到理论的外观而看不到经验的躯体。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理论色彩的鲜艳夺目，使部分学者不再扎实地强筋壮骨而迷恋学术外表。商学院的管理学有点像设计出来的时装，适于走台而不宜穿着。
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而学院派管理学者往往以经济学的思路研究管理，试图将管理学构建为类似于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在管理科学化、理论化的趋势下，德鲁克被学院派“客客气气”地冷落一边。以至于以讲座和咨询闻名的彼得斯（TomPeters）愤懑不平地抱怨说，他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习时期，从来没有听到一位教授谈起过德鲁克。对于德鲁克自己来说，他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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