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一
一九一七年初，顾颉刚致函蔡元培谈挽留教师陈汉章（伯弢）一事，大意是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讲得不错，陈先生本人有博采旁搜的能力，希望中国哲学门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课都由陈先生来讲授。顾颉刚从中国学问的基本特点、陈汉章的个人能力以及教学连续性出发主张校方应予挽留。这说明胡适进北大之前顾颉刚佩服陈汉章，至少并无太多非议。
顾颉刚（-）
但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顾颉刚再上书蔡元培（此信亦致陈独秀），信里表达的意见有了变化。顾颉刚的大意是所谓学者，研究学问为能总会众理，要有纲领条目，要眉目清朗，不能局限一家一派与片段材料。哲学课的讲授应该使学生了解哲学之普遍条理，要能综合与贯通。顾颉刚举例子认为九流诸子只是哲学的材料与历史，不能谓之哲学。后来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陈伯弢给他们上了一年的哲学史，从伏羲才讲到商朝的“洪范”篇，感觉这不是哲学课的讲法，只是囿于陈伯弢的渊博与资历，不忍非议。顾颉刚这封信话里话外流露出他对陈汉章从肯定到否定的变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顾颉刚致信学生谭惕吾，评价陈汉章是一旧式学者——“有记忆而无论断，有服从而无研究，此稍有科学观念者所知。”顾颉刚是觉得这位老先生有资料与记忆，不敢怀疑，没有清楚明白的提升与系统。而胡适能将一堆散乱的材料用新眼光将其条贯，能大胆怀疑，截断众源，将古书看作史料而非不可撼动的“经”；陈汉章老先生终是“满地找钱”，虽然有极强记忆力与旷观博览的能力，可缺的是串钱之绳。
顾颉刚呈校长书虽是谈挽留教员陈汉章，然对“哲学”的看法多少有所表露。顾颉刚谈及传统学术向来没有系科的属性。他这时的想法是“哲学”作为系科的意义不明。这一点顾颉刚在一九一七年的读书笔记中痛陈过中国学术不分科之弊端，“学极浩瀚又极笼统，不能精研，故学不复积”，以前的人研究学问虽然皓首穷经，为学却无精进，原因在于无统一之标准，没有学科意识。
顾颉刚批评中国学术之无统系，曾有多次论述。他在一九一四年笔记中提到，清四库总目提要“摘纠颇好”，但编排分类不行，推原其病根，皆由于不知统系。而外国学问在顾颉刚看来最重分类，分类而有条理，学问便多能进步。比观中西哲学之别，西人治学讲究条理清晰，使人容易知晓，而顾颉刚想求得一原原本本讲述从上古至于今时之国学书，竟不可得，因而他评价中国学术向来不尚沟通，“用是统系若朽索”。顾颉刚这个时候受到了新思想的激荡，便以西方为参照来看待中国学问，更深一层讲，顾颉刚是学着用转换了的学术语言来评价中国传统学问。“哲学”就是其中一个有意味的词汇。
二
顾颉刚屡屡用“哲学”来言说问题，是因为此时他读书北大，对中国传统学问有较长时间的观察。传统学问之一大问题是科学不立，笼统模糊。学问囿于经验，经验又难得实证，即便有善思善想之人，也无从着手，思维深处渺渺茫茫，无示人之可行方法，如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顾颉刚所举古书《周易》《中庸》《易林》等，认为这些书不能明白畅达表现思想，让学者深思玄义，耗心劳力旧籍之中，结果并未通解古书，己意与古人意界限不明朗，到底是发明己意还是探赜索隐古人之微言大义，或二者兼而有之，实难评判。时过境迁，迁流漫衍，对古书的传疏，以己意为是，他解为非，汇入了家派家法的河流，最后有了意气与门户之别。在顾颉刚看来这些都无法以确定标准衡量，并且中国学术之传承不授人轨则，金针在手秘不示人，只让学子深思玄冥，解不解全在自己。这都是不科学的明证。
中国学术的笼统玄秘，顾颉刚总结原因为国人有继承心，缺乏研究心，古来如此，后面的人传下去便是了，不去深想，形成了能保守而不能进步、重实用而轻学理、务秘藏而不愿普及的特点。中国传统学术私相授受，以依附为本的特点，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表现为注重演绎。他一九一七年的读书笔记记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之学，独重演绎，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执古以概今，取其符节以为正学，舍其龃龉以为邪说。夫变易者事也，不易者理也。今以当变易者，一以不易行之，稍有更移，便致呵斥。至于古，则无事可例，遂定以为言行之准。是初作书契之时，实以永定人伦也。穆勒斥演绎，谓其绝新知，善夫。（《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五，中华书局年，第页）
演绎之法实为代圣人立言，关乎教化治乱兴衰之理，并非从学问层面来谈问题。顾颉刚在一九一七年底所作《逻辑三宗论》对演绎、归纳、调和有详细分析，此时他观念上已倾向近归纳而远演绎。归纳法施于个体，探得个体差异，得出结论，演绎法执一概念牢笼万有，而世相的纷繁复杂，难有一万能概念笼而言之，因此只可言概念之大小远近，涵盖面之宽与窄，不可当其为万能公式滥施论域。顾颉刚倾向于主归纳，讲因果，即后来整理国故研究中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方法，注重于多种相关资料中，排比抽出线索，看其变迁痕迹。顾颉刚在一九一六年读书笔记中就认为，“大凡事之始末，必循因果之公例”。如果平心静气去考察问题，并不难发现蕴蓄其中的蛛丝马迹。这在他以后的古史研究中有大量应用。顾颉刚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所写笔记“考据为史料学基础”条：
[……]考据之术，便是把一件东西划成无数小部分，逐步把每个小部分提出问题，把所有关于这个小部分的材料尽量搜集拢来，加以分析，比较，而后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以今日术语言之，是即“围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确，而一般读书的人对此不了解，以为是支离破碎。[……]凡研究科学者，即把一件东西分之至小，而于显微镜下决定其性质及现状，是即考据也。[……]其实，不破碎，哪有整个。（《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中华书局年，第页）
将大量零碎资料加以系统排比归纳，得出结论，顾颉刚对这一思路信之甚笃，甚至强调，“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比对顾颉刚一九一七年谈演绎与一九五二年这两段文字，顾颉刚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因子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已萌芽，只是当时通过听课学习或者思考的还只是一些断片想法，缺乏一些合适的例子进行解剖罢了。
《顾颉刚读书笔记》（全十七册），中华书局年版
顾颉刚就读北大期间对“哲学”的思考，涉及哲学概念、范畴、方法、思路、中西异同、传统转换等方面。具体谈到的关键词有哲学、统系、归纳、演绎、分类、学史、条理、家法、因果、分科而治、历史观念等。在谈论中国学问弊端的时候，顾提出救弊之方无如科学一法。对于科学方法，顾颉刚坦白承认，他脑海中就是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联系。顾颉刚的这种认识是由深感前人无历史意识而来。
胡适（-）
顾颉刚屡屡批评前人研究学问没有历史眼光，在“民国毁弃史料”条读书札记里，他甚至颇带几分激愤地斥责：“不意清代朴学之后而今人乃无历史观念如此。”顾颉刚谓前人无历史观念，所指不外两方面，一是古人对书籍的功用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二是著述无学问意识，不善于保存史料，无眼光。书籍排比失当，不作有意识整理，既谈不上保存，更会导致读者观念不清，学问依然是一笔糊涂账。在此时顾颉刚的脑子里，要对史料有成熟的把握，非要有历史观念不可，这历史观念就是科学方法（进化论）。顾颉刚一九一四年所记笔记称赞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很好，原因是夏曾佑书中处处以科学眼光观察史实，有见解有发现，读之令人忘倦。其实夏曾佑此书吸引顾颉刚注意的，一是比较的方法，二是怀疑的思路，三是有一定的新解。
其实，顾颉刚在一九一四年后很把治学的方法深思过好几年，他思考的问题主要是用何种方法来有效治中国之学。他想过以外国哲学作为参照比较，亦曾制定计划、目标，但都没有落实到实际层面。尤可注意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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