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助力白癜风康复 http://nb.ifeng.com/a/20180619/6664841_0.shtml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行业故事-No.37量化投资发展史:野蛮、乱象、科学作者:陈慧隽支持:远川研究所投资组年11月,在金融危机的凄风苦雨中,一场听证会在美国众议院召开,五个西装革履的金融大鳄毕恭毕敬,接受政客们的轮番质询。这5个人都是美国顶级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从左到右分别是量子基金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文艺复兴的詹姆斯·西蒙斯(JamesSimons),保尔森基金的约翰·保尔森(JohnPaulson),先驱资本的菲利普·法尔科(PhilipFalcone)和城堡投资的肯·格里芬(KenGriffin)。美众议院听证会,年,来源:福布斯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在金融危机里赚了超过10亿美元,但在听证会上,他们不得不收敛锋芒,试图消除“发国难财”的指责,比如保尔森强调自己的成就是由于“艰苦的工作和详尽的研究”,而法尔科则哽咽地说自己来自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能赚这么多钱纯是因为相信美国梦。十二年过去了,这5位金融大鳄仍然活跃在投资一线,但在这次新冠危机中,他们业绩却有了明显的分化:索罗斯、保尔森和法尔科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西蒙斯的旗舰基金Medallion今年回报高达29%,而格里芬的旗舰基金Wellington也基本没有亏损,顺利躲过股灾。索罗斯、保尔森和法尔科均是擅长主动投资,而西蒙斯和格里芬则都是从事量化投资,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这是他们业绩分野的重要原因。与主动投资策略不同,量化交易策略(QuantitativeTradingStrategies)不依赖于个人判断,而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来预测投资标的未来价格。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量化基金已经逐渐跻身到美国投资市场的主流,而顶尖的量化机构,也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以AQR为代表的学术量化派,与学术圈深入合作发表大量论文,还专门建了图书馆分享研究成果;以WorldQuant为代表的因子挖掘派,从海量数据中充分挖掘有用的因子;以西蒙斯的Medallion(大奖章)为代表的短线技术派,用数学、物理等科学方法来建立量化模型……不管哪种流派,背后都是海量的数据、复杂的逻辑、神秘的模型,这让量化投资显得高深莫测。年作家迈克尔·刘易斯(电影《大空头》的原著作者)撰写了一本阐述高频交易(量化策略的一种)的书《FlashBoy》,好莱坞纷纷表示里面逻辑太深奥,很难拍成电影。在年的那场听证会中,西蒙斯和格里芬作为量化投资的代表人物登上媒体头条,事后也经受住了华盛顿政客们的审查,安全过关。但另外一家在量化投资领域也举足轻重的公司——巴克莱旗下的BarclaysGlobalInvestors(简称BGI),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BGI是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也被称作是量化投资的大本营。年BGI发行了第一只被动指数基金产品,6年后又成立了第一只主动量化权益产品。不仅如此,BGI也是最早将主动量化模型运用在亚洲市场的公司。早在年就成立了大中华团队,用数量模型研究A股。BGI旧金山总部大楼,来源:wikimedia然而尽管BGI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业绩表现亮眼,却依然没能躲过被卖身的命运。由于巴克莱银行收购雷曼兄弟(部分业务)后仍需投入天量资金,于是在年6月便以亿美元将BGI出售给贝莱德(BlackRock),来满足监管机构在一级资本充足率上的要求[1]。BGI被收购之后,里面不少中国籍员工回国就业,这似乎是某种蝴蝶效应——在BGI被收购的年,中国量化投资的故事也正式展开了。01.西落东起: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年,国内就先后成立了两只量化基金: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和上投摩根阿尔法基金。两只基金的掌舵人常昊和吕俊,日后也业界闻名的顶级投资人,但从他们投研理念来看还属于传统价值投资派,更加偏好主动投资,对于量化投资还在自我摸索阶段。加上当时的交易制度不完善,有效投资工具缺乏,量化的真正魔力难以施展。市场更加偏好主动基金,对于投资分散、波动较小的量化基金不屑一顾,随后4年,国内没有任何一只新的量化基金发行。直到年,大量拥有海外量化经验的人才纷纷回国,浪潮才真正开始。年,嘉实量化阿尔法、中海量化策略、长盛量化红利策略、富国沪深增强和华商动态阿尔法相继成立[5]。其中,曾在BGI担任大中华主动股票投资总监的李笑薇[6],回国后加盟富国基金,开始着手组建量化团队,将海外积累的量化投资经验应用于中国的金融领域。不同于主动选股,量化选股的核心在于前期的模型设计环节。策略的设计不能光凭经验和直觉,需要使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搭建一个模型,再通过各种测试来检验模型是否有效。一旦模型投入使用,就必须严格执行,克服人性弱点和认知偏差。不到特殊情况,不做人工干预。在量化模型中最广泛运用的,是多因子模型。它将影响股票价格的各个因素(比如宏观、行业、流动性、公司基本面、交易情绪等)剥离开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进行验证,筛选出有效因子,买入满足这些因子的股票。这样就能避免主观盲目,快速覆盖所有股票。年3月,上交所和深交所开通了融资融券交易系统。半个月后,中金所推出了沪深股指期货(IF),标志着做空机制与杠杆交易的启蒙,自此我国股票市场不再只有上涨才能盈利,市场下跌不仅可以赚钱,还可以派生出丰富的资产配置策略。这对于量化投资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像上文提到的基金名字中的“阿尔法(α)”就是一种重要的量化策略,简单来说任何一只股票的收益等于“α+β”,β是与市场同涨共跌的部分,α是独立于市场波动以外的部分,即一只股票涨了,可能是由于大盘(β)在涨,也可能是因为股票本身的因素(α)。α策略也叫市场中性策略,就是把大盘风险(β)对冲掉,不管市场涨得好不好,只留下股票自身的收益,具体的做法可以通过做多股票组合(α+β),同时做空股指期货(-β),最终就剩下了绝对收益α。在没有股指期货这样的做空工具前,市场中性策略是很难实现的。年,曾经在BGI担任基金经理的田汉卿和黎海威先后回国,并分别进入华泰柏瑞和景顺长城组建量化团队。而拥有BGI背景的李笑薇、田汉卿、黎海威这三位的投资方向,基本可以囊括当时公募基金的量化策略。公募量化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指数增强(购买的大部分股票基本复制指数的成分股,通过择时、择股等手段,获得比指数更高的收益回报)、量化选股(通过量化模型筛选出股票,在合适的时机买入,追求超越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和量化对冲(也叫市场中性,追求的是绝对收益α)。当我们看到公募基金学习了海外大量经验,发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有更多草莽英雄隐在幕后,悄声壮大。02.浪潮来袭:海内群雄逐鹿时IF(股指期货)推出的头几年,市场上流传着无数传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写出的量化模型,3年能赚倍;基金经理死活不肯对外募资,生怕泄露了自己的惊人业绩;看开盘前30分钟股指走势,涨就买,跌就卖,收益照样可观……这样简单追涨杀跌的策略能够横行,本质在于相信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具有持续性,这在海外已经被总结为动量策略。但国内量化刚刚起步,大多数人还不懂如何运用,这就给真正懂行的人带来了机会。年,在海外顶级量化机构工作过的任思泓从中金离职,创立了金锝资产;年,清华计算机博士毕业的王琛从华尔街的千禧基金回国创业,成立了九坤投资;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徐晓波从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城堡集团回国,创立了锐天投资。年,中金销售交易部副总蔡枚杰创业,成立灵均投资;同年,华尔街的裘慧明回国,创立明汯投资;年,包括徐进在内的3个浙大计算机系的同学从IT转向量化投资,成立了幻方量化(九章资产)……这些公司日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私募,巅峰时期规模过百亿。而由此可以看到,顶级量化私募大多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脱胎于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本土量化,另一类是具有海外投资经验的海归量化。由于私募的监管相对宽松,组织结构简单,所以交易策略更加灵活、投资更隐蔽,一般来说风险也更高。与公募量化更看重基本面数据不同,私募量化更偏重于量价类,也就是技术面,换仓周期也从公募的一个月一次缩短到几天。比如同样的指数增强策略,私募可能只是将指数作为比较基准,实际的交易标的远远不止指数成分股;同样的量化选股,私募则更注重于高频策略,暴露更多风险,用高换手率来控制暴露的风险[8]。除了上文提到的公募基金的主要量化策略外,私募的量化策略更加丰富,包括期货策略、期权策略、债券策略和其他策略等。期货策略也就是CTA(管理期货)策略,投资范围包括股指期货、大宗商品期货和国债期货,最经典的做法是捕捉价格动量的趋势性,说人话就是“追涨杀跌”,通过快速止损实现“亏小赢大”的局面。还有比较经典的是套利量化策略,通过跨市场、跨期限、跨品种去捕捉市场的不合理价差。比如国内大商所的大豆、玉米可以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进行跨市场套利;豆油、棕榈油和菜籽油互为替代品,受到季节性气候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跨品种套利空间;同一品种不同月份的价格强弱变化又可以带来跨期限套利。量价策略和基本面策略还有很大的不同。由于A股还是以散户交易为主,私募的量价策略可以捕捉到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反向操作即可赚取超额收益,这几年很受到市场追捧,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挖掘出超额收益,只能采用更加高频的数据。但在相同市场环境下,换手率越高的策略资金容量越小。因此私募量化也进入了瓶颈期,这两年有多家私募直接暂停所有产品的申购、追加[9],也有通过提高管理费的方式来控制规模的[10],还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对外展示部分惊人业绩的产品,但投资者只能申购普通业绩的产品。如果说量价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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