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任友善
编辑
熊文明、刘爱国
数据支持
钛禾产业研究院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爱因斯坦在《告欧洲人书》上签字，呼吁停止战争，“欧洲联合起来”。
19年后，不堪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身心俱疲的爱因斯坦带着全家移民美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德国的土地。
到了美国后，爱因斯坦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这个全球最顶尖的理论研究机构里，科学家几乎都来自欧洲——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来自匈牙利，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自一个德国犹太家庭，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则来自奥地利。
这些从欧洲迁往北美大陆的科学家，带动了美国科技的迅速崛起。美国因此成为上世纪40年代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三次技术革命的理论奠基者都是欧洲人，但如今世界的科技中心却并不在欧洲。
战后世界风云骤变。在科技加持下，美国从此走上了所向披靡的霸强道路。而失去了科技优势、政治四分五裂的欧洲，至今仍在重归一体化的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欧洲人深知科技对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性——科学可以无国界，但科研能力却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的实力砝码。
01步履维艰的科研一体化
相对于共同市场、经济联盟、货币联盟，欧洲的科研联合可谓姗姗来迟。
虽然欧洲各国之间的科技合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启动，但统一的科研资助计划——“欧盟研发框架计划（FP）”直到80年代才正式推出。
欧盟研发框架计划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重大科技计划，至今已经完成了七个框架计划，第八项框架计划“地平线”正在实施。
为什么一定要联合？这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早期的技术革命，大量新技术处于从零到一的发现状态，一个小国家乃至于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探触科学技术的边界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攀高，一个苹果落地就能发现万有引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尤其进入电子时代后，集成电路的发展速度在摩尔定律的鞭策下一日千里，相应投入的研发资源也呈几何级数倍增。这时候，小国家的资源弱势就凸显出来了。
20世纪70年代，在讨论第五代战斗机的预研计划时，瑞典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国内形成一个共识：小国难以独立承受研发的沉重负担。而此时，德、法、英等国正因为ECF（欧洲联合战斗机）的协作分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法国退出ECF计划后独立研发“阵风”战斗机，德英意西四国则最终联合研发出“台风”战斗机
欧洲面临的另外一个尴尬是，由于各自为战，研发代价总要比其竞争对手要高。
以数字电话公共交换系统的研发为例，欧洲各国总共花费了70亿美元。美国只花了一半的钱，日本更是只花了四分之一。
年，在一次欧洲技术合作会议上，德国外长根舍再一次把科研一体化摆到桌面上来谈：
“欧洲只能全力来对付挑战，只有当它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时，才能在尖端技术方面与美、日并驾齐驱。”
实际上早在年，就有人提出建立欧洲研究区的想法。20多年来，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演讲中，但直到年，欧洲研究区（简称ERA）才正式成立，可谓不易。
千呼万唤的ERA被寄予厚望，要在欧洲建立科学技术的通用“市场”，促进科研人才在欧洲各国间流动。同时，迫使欧洲各国在10年内将科研预算的GDP占比从1.82%提高到3%。
从结果来看，ERA的工作并不尽如人意。8年后，这一比值仅仅上升了0.08%。在第六研发框架的数千个项目建议中，仅有1/5立项，而其中又只有50％的项目获得了经费支持。
经费不足的背后还有欧洲各国的怨念。由于体量差异巨大，各国的科研投入也不平衡。小国研发经费投入不到大国的两千分之一，却可以共享这些科研成果。贡献少、伸手多的小国和贡献多、抱怨多的大国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将来之不易的科研一体化重新撕裂。
然而，这还不是ERA面临的唯一难题。年，一篇名为《逃离欧洲科学》的报道中，作者尖锐指出ERA的“过度官僚化”：
“即使是研究组长或教授，也难以获得研究资金。科学家不得不把精力更多放在撰写提案上，以勉强符合研究项目要求，而不是产出高质量的科学成果。”
即使幸运地获得了经费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后面就一帆风顺。一家波兰的科研机构获得资金，想要雇佣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却发现由于制度障碍根本签不了合同。在向ERA求助后，就进入漫长的等候处理期。要等多久？至少两年起步——因为ERA正忙着处理无数个类似的案子。
这些堆积如山的小案子让ERA深陷泥潭。难以想象，肩负欧洲科研一体化重任的超级机构，居然被一个个小小的诉讼案拖得几乎寸步难行。
没有法律权力，也缺乏政策机制，ERA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实在没有能力来迫使欧盟各国合作。科学家们虽然名义上有ERA的庇护，但跨国做科研仍然面临巨大风险，包括失去退休金、社会保险，甚至还会被双重征税。而官司，似乎永远也打不完。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不失时机地对欧洲科研人才频抛媚眼，许以丰厚待遇，几乎快要挖穿欧洲科研的墙脚。对此，欧盟第七研发框架团队不得不发出警告：
“除非欧洲简化研发资助流程，否则顶尖科学家将流失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
众望所归的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终于在年2月27日成立。到年，ERC成果的国际协作比率比欧洲第七研发计划的平均水平高出8%，在世界知名科研机构中一骑绝尘，而ERA却还在追赶欧洲的平均水平。欧洲科研一体化终于有了实质上的突破。
02欧洲的“科学春天”
ERC诞生前夜，其创始人福迪斯卡法托斯（FotisKafatos）教授激动得彻夜未眠。这位年近古稀的遗传生物学家，希望通过ERC发起欧洲乃至泛欧洲的科研竞争，将过往的重重障碍一扫而空。
福迪斯教授卸任ERC主席时表示，对自己与欧盟繁文缛节的斗争感到满意，但已筋疲力尽
福迪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抱负——ERC这剂解药“疗效显著”，截止目前共资助了超过位科学家的多个项目，发表科学文章15万篇，斩获7项诺贝尔奖。在此期间，欧洲拥有的引用量排名世界前1%的论文数量重新超越美国，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当前欧洲关于新冠病毒的研发项目中，有个来自ERC资助。
ERC成立后，立刻成为第八、第九研发框架的中坚力量，为石墨烯、脑科学、量子计算等基础科学研究的攻关做出了巨大贡献。
ERC的组织架构
与ERA不同，ERC的研发经费不仅仅来自于计划拨款，也同样注重通过协同创新链条发挥研究的商业价值。为此，欧盟成立了欧洲创新理事会（EIC），专门负责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落地，并提供项目投资和咨询服务，帮助ERC回笼资金。
从这个角度来说，ERC更接近美国DARPA，类似一个前沿技术的风险投资机构。
尽管ERC的项目申请竞争极为激烈，平均成功率只有15%左右，但是单笔资助金额最高达万欧元的诱惑，也让众多研究者趋之若鹜。即使以“钱多到花不完”著称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也不得不重视ERC的项目申报。
至于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被ERC选上？ERC的标准非常直接：竞争卓越。
ERC项目复盘评审标准
既然是以卓越为标准，国籍、年龄、性别、学科都不再纳入评判参考之列，传统欧洲科研的“四唯”在事实上被解构。
这种打破偏见、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案，一扫欧盟过往的陈腐低效做派，让人耳目一新。
国籍不再是界限。ERC联合创始人、德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安妮特沙万在ERC成立时就承诺，保证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使得ERC可以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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