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新认识
李海霞
（原刊《文学评论》年第6期）
与改革相伴而生的新时期文学其实都可以作为改革文学来看，一般而言，改革文学被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大类。其实，就象现实中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在各个层面都相差很大一样，这两类文学在内容与思想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比如同样是发展经济，在农村的个体经济和在城市中的小摊贩，可能就需要两套不同的理论来认识。乡村题材改革文学的代表作，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凹窝人家》、乔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处理的都是一个当时称为“现代”的经济模式进入传统中国乡村世界之后所引发的动荡与骚动。但城市题材的改革文学，却更多的处理的是由建国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如果说在乡村世界里，现代与封建的对立还可能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改变什么，又要建设什么，就需要更多的话语理论支持才可能展开。因此狭义上，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把直接描写改革实践的，尤其是城市工业题材的改革小说称作改革文学。这其中的代表作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此外，还包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以及柯云路的《新星》等。在这类作品中，上层的矛盾被提炼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其叙述模式是当时非常典型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显然，在这样的模式下，改革的合理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在这里要进一步探究的，倒是这些改革派们，他们所推崇的文明与现代，进步与科学，其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所要改革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之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那些内容。
一、竞争，或管理科学——改革中的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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