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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是周恩来年7月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纲要。《提纲》所列“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四个方面，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关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周恩来从生产力范畴看待科学技术，强调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科学有其自身规律，二者相成相助，必须循序渐进、由量到质；关于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的关系，周恩来明确表示要把科技工作纳入计划之中，主动引导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科技发展道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年7月13日至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第一天下午，时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到会祝贺并作了长篇讲话。(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周恩来的演讲长达三个半小时。)这次讲话的提纲手稿，后来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为题被收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下文简称《提纲》，引自此篇的内容不再一一注出。此外，《科学通讯》年第2期刊载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摘要，对《提纲》的内容略有补充。)《提纲》虽只有余字，但其中所列“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自由研究与计划研究”四个方面，正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政治与科学——革命者的角度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述巴黎公社时，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属性，但存在一个科学被谁利用、科学家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只要是在阶级社会，科学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周恩来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与科学关系的这种判断。年9月，在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刊物《少年》上，他就曾写道：“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年9月1日。)在后来的实践历程中，周恩来也始终是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在即之时召开的有关科技工作者会议这一特殊场合，面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深刻理解的科技工作者，周恩来首先讲的便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我们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学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所支配，所管辖，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服务”。他还充满感情地说：“科学既然不能超越政治，那么一切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忠实于真理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有自己参加人民的政治事业，才能解决问题……中国近代史已经完全说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周副主席恩来在科代筹备会上讲话摘要》，《科学通讯》年第2期。)
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为谁服务的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失误，不可避免地对科技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周恩来是党内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为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错误付出了很大努力。
年1月，在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批评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指出不能低估“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当然，周恩来同时也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正值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这之前的几年，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了严重错误。周恩来在同会议代表谈话时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不能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他还批评了科技领域不信任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干预业务工作的现象，强调“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页。)在当时的环境下，讲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
以年和年这两次会议为代表，周恩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保护科技工作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做了很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周恩来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观点当时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9页。)，我们党才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问题，把科技工作者从政治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二、理论与实践——生产力的角度
《提纲》第二部分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周恩来指出：“科学理论也要中国化，大众化，首先就是与实践结合，否则寸步难行”，“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更发扬光大”。强调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把科学技术视为促进生产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鲜明地反映出周恩来是从生产力范畴看待科学技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就曾写道：“如果什么地方有了新的科学成就，不论能否实际应用，马克思比谁都感到莫大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关于科学技术的许多经典论述，诸如“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页。)，“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页。)等，同样也都反映出他对科学技术工具属性的高度重视。
中国革命者之所以赋予科学技术如此强烈的工具属性，同旧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是分不开的。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便将“科学”视为与“民主”同等重要的救国、强国之道。年11月，还在读中学的周恩来就在作文中分析了西方强国从“人工之时代”“役物之时代”到“汽力之时代”甚至“电力光力”时代的发展，认为正是科技上的差异造成了“英、德、美、日所以趋于强盛，而吾国所以日就于衰弱也”。(《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版，第页。)年5月，他在日本加入新中学会演讲时更是把“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35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周恩来对国家科技水平的落后状况有了更直接、更系统的认识，对科学技术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作了许多更为清晰的论述。例如，在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页。)在年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多次批评科研中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情况，强调“科学的理论要与实际结合起来，即科学研究部门要与政府的生产部门、学校、厂矿结合起来”(《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周恩来选集》下卷，第页。)。
但也应看到，虽然周恩来反对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但他绝没有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更没有要求所有基础研究都和生产直接挂钩。相反，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特点，他有清楚的认识：“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页。)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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