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英：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再思考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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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劳动教育”被纳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学界有关劳动教育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方面的讨论活跃起来，一些学者将思想触角延伸到20世纪50—80年代我国教育界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领域，对当时教育界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进行再回顾、再分析。有学者更进一步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论述，试图从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寻找理解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劳动教育的思想经纬和理论根据。沿着这条政策和学术脉络，时隔四十年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也再次进入学术视野，当年未曾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也重新提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与此前一些思想家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有何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命题的实质内涵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命题究竟是一种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还是未来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是一种普遍性的命题还是一种特殊性的命题，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命题还是一种教育学或哲学的命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和理论再思考，以促进当前学界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讨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来源的回溯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首倡者，这一点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阐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之前，这一思想就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论述中。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来源及其和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发展方面的独特贡献至关重要。
从目前的思想史料看，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是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陈震东称他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鼻祖”。莫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青年时期与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vonRotterdam)交往密切，并深受后者思想影响。在莫尔生活的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英国毛纺业得到迅速发展，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雇农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为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生活的惨状时常撞击着莫尔的心扉。虽然他依靠自己的身世、努力和才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一度位高权重，但是他对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社会问题和以私有制为主的社会制度持强烈批评态度。年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用文学的形式揭露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关新社会的多重构想，如建立公有制、倡导权利平等、建立公共服务体系、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和强迫义务劳动制度等等。在教育方面，他认为教育是帮助公民有效履行公民义务的工具，应由国家出面建立公共学校，对男女儿童一律实施平等的教育，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教学，课程内容应注重实用的自然科学，等等。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乌托邦实行了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这里的每位儿童既要在学校接受农业理论知识学习，也要在城郊田地从事农业劳动，还要在家里跟随父母或手艺人学习一些手工技术，如毛织、纺麻、冶炼或木工等。虽然莫尔只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提出乌托邦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初步设想，没有进行任何实验，但是他对未来社会和教育变革的天才想象，启迪了后来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
康帕内拉(TommasoCampanella)就是深受莫尔思想影响的一位学者。莫尔逝世近百年后，康帕内拉出版了《太阳城》一书，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做了更加细致的描绘。在该书中，康帕内拉设想，太阳城里不存在私有制，从事劳动是义务的、平等的和受人尊敬的。所有儿童，无论男女，其教育由国家负责。教育采取直观的和循序渐进的方法。城墙壁画展现了很多劳动的场景和劳动工具，儿童从2岁起，就可以通过观赏这些壁画或从事游戏等养成正确的劳动态度；到了6岁，儿童被要求到田野、牧场和手工工场，观察和认识各种劳动；7岁时，儿童要学习一些数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内容；到12岁时，儿童按照自己的职业性向、才能和兴趣被分配学习不同的行业知识；到20岁时，青年人要在老一辈的指导下从事生产劳动，同时也接受一些业余教育。太阳城里，每个成年的公民每天只需要参加4个小时生产劳动，剩下的时间可以从事学习、科学研究以及体育艺术等活动。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是不存在的；不过，居于统治地位的僧侣阶级当然是不用劳动的。每个公民适合从事什么劳动，是由统治阶级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太阳城看成柏拉图“理想国”的一个历史回声。
如果说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主要来自他们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理想社会以及理想教育生活的天才想象，那么到了18—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无产阶级的诞生以及童工问题的日益严峻，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CharlesFourier)、欧文(RobertOwen)等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有了更加客观的现实基础，逐步从一种空想演变为一种社会主张和社会实验。
傅立叶生活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机器大工业也开始在法国发展起来。但是这些社会变革并未给普通的劳动者带来福利，却常常使他们处于更加无依无靠和贫困潦倒的生活之中。他批评工业主义是一种科学幻想，资本主义经济表现为一种混乱地进行生产的狂躁症，所谓的商业就是“谎言的制造者”。他主张废除私有制，通过宣传和教育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以“法郎吉”(Phalanstre)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城乡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他对当时的童工现象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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