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底，用数据考核过去一年的工作似乎成了一种惯例，很多人深信，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并根据数据来分配酬劳。
但是，当我们饱含热情地投入这些评估过程，有时却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杰瑞·穆勒将之称为“指标的暴政”，它直接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品质和最重要机构的表现。
在《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一书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
通过与杰瑞·穆勒及译者闾佳的对谈，可以发现，本书对于日益波及我们所有人却罕有人质疑的这股趋势，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矫正。
「指标固恋，无处不在」
上观新闻：似乎从古至今，让事情越来越精确，让社会可以被数量化描述，已经成为文明进步的代名词。量化的世界观是从何时开始的？
杰瑞·穆勒：您所说的量化的世界观，和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非常相似，就是“指标固恋”。它指的是，哪怕面对说明指标效果不佳的证据，人们仍然有着貌似不可抗拒的冲动，要去衡量绩效，宣传绩效，并奖励绩效。
指标固恋的一项关键前提，涉及测量和改进之间的关系。有一句名言，据说来自伟大的19世纪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无法测量的东西就无法改进”。年，美国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也接受了这样一句座右铭，“可测量的才可完成”。而这句话成了对指标的基础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得出结论———“凡可测量的，都可改进”。
你一旦觉察到指标固恋，很可能会发现它无处不在。谷歌的ngram（它能即时搜索成千上万的扫描版书和其他出版物）为我们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幅粗略但极为生动的画像。在页面上按年份设置参数，输入术语或短语，就会弹出一幅图表，显示相应的词语从年到现在的出现率。输入“问责制”，你将看到一条线从年开始逐渐上扬，年后提升幅度不断增加。“指标”一词也一样，在年前后急剧增加。“基准”和“绩效指标”也都遵循相同的模式。
闾佳：量化的世界观始于机器大规模生产时代。具体而言，也就是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亨利·福特的汽车流水线，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都是这一世界观的体现。他们分别通过对工厂车间工作的标准化和提速，提高效率，创造了“批量化大规模生产”这一完全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根据泰勒的理论，“把过去由工人所掌握的传统知识全都收集到一起，接着分类、制表，将这些知识简化为规则、定律、公式……通过强制执行标准化方法，强制采用最佳工具和工作条件，强化协作，才能确保工作更快完成”。所有这些规范化和标准化，都是为量化所做的铺垫。
上观新闻：为什么指标一经使用，就如此大受欢迎？
杰瑞·穆勒：首先是社会对于个人判断的不信任。人们对自己的判断总觉得不稳妥，更容易追求依据看似客观的标准来做出决定。数字隐含着客观的味道，是“确凿”的，显得更像是更稳妥的赌注。
其次，“消费者选择”这股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于大的公司或者组织，例如医疗、教育等大型公共事业，普通用户往往是缺少信息的一方，结果的指标化和披露可以使得整个社会更好地对这些大机构进行监督。
另一些经济力量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置身高层者面临着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认知局限，更乐意通过种种策略来控制下属，而指标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量化的指标管理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使得公司的管理流程不仅仅依赖于人，从而实现规模效应。
最后是信息技术的普及。收集数据的机会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企业和组织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搭建数据管理系统，对于企业内部的各个流程和环节进行监控，并及时做出决策。
「量化魅力，来自整理和简化」
上观新闻：不可否认，指标至上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在书中要把它称作指标“暴政”呢？
杰瑞·穆勒：一旦开始迷恋测量，我们很容易就会相信，更多会更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几个领域的案例。
教育领域是我进行指标固恋研究的起点，因为我曾在高校任老师并负责一些行政的工作。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如何提升大学的入学率就成了政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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