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启蒙的情愫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
——读《论伦理精神》
文｜郑家昊
摘要：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使人类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得不再适应，从而提出了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面对这一客观的要求，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出：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来解构工业社会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同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曾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第一次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出现的农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哲学的启蒙”；第二次是在欧洲18世纪出现的工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法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这次新的启蒙即第三次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启蒙。对《伦理精神》的研读，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道路，那就是通过伦理精神的启蒙，去建构后工业文明体系，建构起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德制，实现德治。
关键词：张康之；伦理精神；伦理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德制；德治；公共行政道德化
张康之教授的新著《论伦理精神》于年出版，他在该书中认为：人类正处在第三次启蒙的关节点上；第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那是一场“哲学的启蒙”，开启了人类迈向农业文明的征程，孔子的《春秋》是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标志性著作；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18世纪，那是一场“法的启蒙”，建构起了工业社会及其治理模式，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可以看作第二次启蒙的标志性著作[1](作者的话)；现在，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重大历史转型期，同样需要一场新的即第三次启蒙运动去设计和规划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正如“法的启蒙”在解构以“权力”为基石建立起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又围绕着“权利”建构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一样，新的启蒙也需要具备解构和建构的功能。这场新的启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美国学者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曾经提出需要重新重视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目标。”[2](p5)这显然是一种向18世纪的回归，是一种对“法的启蒙”的重新阐释。但是，21世纪与18世纪已经完全不同了，18世纪所担负的是启蒙工业社会的使命，而在今天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新的启蒙需要致力于建构后工业文明。这就是张康之所指出的，“在对法治的反思中，把我们引向了对一种道德治理形态的构想。道德的治理(或简称德治)应当是对法的精神的扬弃，正如法的精神曾经替代了权力意志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建立起作为终极依据的地位一样，在后工业化的治理过程中，伦理精神将会作为一种基本的依据而存在，伦理精神将替代法的精神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已有地位。”[1](作者的话)可见，《论伦理精神》是基于人类处于后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判断而呼唤启蒙的，其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后工业文明中的`普照之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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